需要建立健全顶层设计与统一的管理机构，负责落实双碳工作。
当前国内电力短缺原因的线索如此复杂，反而让市场找不到答案，各种猜测频出。如果跳出迷局我们或许会发现，统一的电力系统管理仍待建立健全，相关部门、行业与地方利益尚待进一步有效协调，这可能是出现全国电力普遍紧张的深层原因。
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能耗双控”首次被提及，并被纳入“十三五”区域监督考核体制。与此同时，中国推动了去产能工作并强化了环保监管，煤炭、火电以及重工业等垂直领域的落后产能被同步逐渐淘汰，在能耗考核下，过去粗放式发展方式得到抑制和扭转，煤炭供应与市场电力需求逐步形成了一种紧平衡状态。
这种紧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疫情防控期间相关部门采取的经济措施的影响。自去年年中以来，电力需求快速复苏和增长，煤炭供给增速未能完全跟上，再加上进口规模下降，形成了煤炭供应缺口。从去年年底至今，这种状态仍未缓解，尤其是8月以来在国际煤价上涨以及抢购采暖煤炭对缺口规模与价格上涨起到放大效应，火电企业为避免亏损减少了电力供应。
造成当前多地普遍限电的原因众多。首先，煤炭为何供应乏力？过去几年煤炭行业一直在去产能，并接受严格的环保与安全监管，按照核定产能生产。但是，当有关部门倡导企业增产时却作用甚微。这是因为限制煤炭生产的是产能管理、环保以及安全等因素，要想扩大产能，还需安监等部门协同。以安全为例，去年9月份煤炭增产后至年底连发三起重大煤矿事故，安监部门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地方甚至要求但凡一个煤矿发生事故，整个区域就要停产整顿。让一些煤炭企业却步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其中第一百三十四条，对违反生产安全管理的规定，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造成事故或严重后果的作出严厉惩罚。过去保生产有上级兜底，现在企业管理方要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缺乏一个超脱的顶层管理机构。煤炭、电力以及能耗控制同由国家发改委管理，这种以能耗为目标导向且垂直管理的机制，会强化通过控制煤炭、电力供应实现能耗双控目标。但同时，此次缺电反映出，目前对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这也是形成紧平衡的原因。
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加超脱的顶层设计与机构确保能源供应、生产管理、能耗控制以及落实双碳工作的全面协同管理，从而有效避免供需失衡，这个机构要把握系统性平衡与改革节奏，积极稳妥地推动工作。
此外，此次事件也凸显了旧能源与新能源博弈加剧。在过去一段时间，去产能、强环保、控能耗等被视为国家推进行业与环保治理并提升效率。但是，随着国家提出“十四五”期间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后，煤炭行业和火电企业面对着行业发展空间逐渐被压缩的挑战，因此，一些企业在应对煤炭和电力短缺方面并不太积极。
以火电为例，煤电联动价格机制被取消，发电成本高过电价时企业就会面临亏损，考虑到还要承担贷款利息、人员工资以及其他运行成本，许多企业都不愿亏损发电。从长远考虑，一些火电企业意识到所在领域或将被新能源所取代，更有可能会消极应对电力短缺局面，希望有关部门能“吸取教训”更重视火电好处。过去几年，煤炭与火电企业承受着一定的运营压力，当电力短缺出现后，博弈地位互换，它们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并希望发生一些变化，比如理顺电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减少对煤炭企业“计划性管理”等。
能源结构调整以及随之带来的变化也加剧了地方利益博弈。实现双碳目标意味着煤炭需求将逐渐减少，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的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或许希望维持供需紧张状态让煤价长期处于高位，可能在现阶段缺乏增产积极性。东北地区对居民用电拉闸的情况引起争议，东北历史上煤炭储量丰富，但开发早，过去几年去产能也较多，目前煤炭自给率大幅下降。在他们看来，东北煤炭早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但现在却未能享受到煤炭涨价的好处，而且还要亏损发电取暖。云南水电丰富，对于云南而言，与其廉价外送不如就地消化，由此还能带来税收、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红利。可以说，利益驱动是西部地区大规模集中性承接东部转移高耗能产业的根本原因。
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建立健全顶层设计与统一的管理机构，负责落实双碳工作，同时处理好新旧能源转换的利益冲突以及部门、地方利益，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避免缺乏利益协调机制导致一些地方、相关部门与行业的“各自为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打好，这有赖于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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