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 熊园观察 ，作者：熊园 杨涛
事件：疫情以来，我国消费持续疲软，今年7月、8月社零复合平均增速更是低到3.6%、1.5%，远低于正常水平；9.22国常会也提出“研究出台进一步促进消费的措施”。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家近些年促消费政策的基础上，试图找到后续促消费的发力方向。
核心观点：我国促消费政策可分全面刺激、结构刺激、制度配套三类；当前稳增长离不开促消费，短期看消费券、减税、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长期看收入分配改革。
1、疫情以来消费持续疲软，既有长期抑制因素（收入差距等），也有短期疫情因素。
2、梳理近些年刺激消费的政策（共13张图表），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全面刺激型政策：消费券、减税、夜间经济、地摊经济等。
>结构刺激型政策：汽车消费、家电消费、服务消费、农村消费、新消费、公共消费等。
>制度配套型政策：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秩序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等。
3、稳增长离不开促消费，后续刺激消费还有哪些手段：短期的可选项是消费券、减税、大宗消费、公共消费等，长期还是要靠收入分配改革等配套制度。
正文如下：
1、消费持续疲软，既有长期抑制因素，也有短期疫情因素
>近年来，消费的长期抑制因素持续累积：疫情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已持续处于下行通道，2011至2019年十年间，社零增速从18.8%下降至8.0%。归因看，背后体现的是经济增速和收入增速下行、收入差距扩大、地产挤出效应等因素。
>疫情后，长期抑制因素加速恶化，且供给受限、消费场景受控。疫情以来，收入差距、地产挤出等进一步恶化，叠加疫情反复、居民储蓄意愿提升，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同时，也和供给受限和消费场景受控有关，比如，8月汽车消费同比回落至-7.4%，主因汽车芯片短缺加剧。
2、提振消费政策种类繁多，可分为全面刺激、结构刺激、制度配套三大类
1）全面刺激型政策：消费券、减税、夜间经济、地摊经济等。
>消费券：疫情发生后，我国多地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由各地自主实施，2020年全年发放金额超190亿元，带动作用应有2-3倍以上，政策效果较好。
>减税：包括降低进口消费品税率、减免增值税和购置税、扩大免税额度和范围等。减免消费税收，可以直接刺激消费，也有助于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免税销售额增长104%，2021上半年继续复合平均增长102%。
>夜间、地摊经济：2019年以来，全国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夜间经济和地摊经济发展，从逻辑上看，二者分别通过拓展消费的时间、空间以寻求增量，但可能都难以真正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考虑替代挤出效应、潜在成本（用电、卫生等）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
2）结构刺激型政策：汽车消费、家电消费、服务消费、农村消费、新消费、公共消费等
>汽车消费：我国汽车消费占社零10%左右，是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常见政策包括购置税减免、汽车下乡、放松限购、以旧换新等。此前我国实行过3轮刺激，其中仅2009年汽车消费反弹较多，2015、2018年的两轮刺激政策力度较小，叠加整体经济下行压力仍大，提振效果有限。
>家电消费：主要包括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3类，上一轮刺激主要在2009-2012年实行，前期效果较好，2010-2011年空调、冰箱、洗衣机销量平均增速达到37%、31%、19%；但2012年普遍明显回落，应是反映了部分需求被提前透支。
>服务消费：近年来服务消费（包括餐饮旅游、休闲娱乐、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占居民消费比例日益提升，2021年上半年达到52%左右，也是政策发力的重点方向。疫情前，服务消费政策更偏向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是从提质扩容、优化服务供给的角度发力；疫情后，政策更注重短期的需求端刺激，如通过餐饮、文旅消费券的形式助力服务业复苏。
>农村消费：2014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中位数为10%左右，高于城镇居民2.8个百分点，对整体消费带动明显，未来增长潜力仍大。我国采取的促进农村消费措施包括刺激大宗消费（汽车、家电下乡）、完善流通体系、推动生活服务业发展等。
>新消费：是与数字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技术密切融合产生的新型消费，参考发改委2021年3月发布的《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新型消费包括零售新业态（电商、智慧商店、直播经济等）、互联网医疗、数字文化和旅游、在线教育等。目前政策主要着重于通过加强新基建建设、新职业培训、用地用能、财政金融支持等方式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公共消费：狭义的公共消费即政府消费，是由政府或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出资购买公共产品或服务，包括国家行政管理、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保、公用事业等，我国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约为30%。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3）制度配套型政策：除了上述针对性的消费政策以外，还有一些纲领性、通用的制度配套政策，包括提升居民收入、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秩序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等。
3、刺激消费还有哪些手段？
短期看消费券、减税、大宗消费、公共消费，长期看共同富裕
1）全面刺激型政策：消费券、减税效果较好，后续可能继续发力托底消费。
>消费券方面，9月南京、湖北等地已经开始再次发放消费券，但考虑到去年疫情期间也并未实施全国层面的消费券政策，今年应也是以各地自主实施为主，起到短期拉动消费的作用；
>减税方面，可能的方向是从共同富裕导向的税制改革入手，包括个税低税率宽税基改革、降低生活必需品增值税税率、提升奢侈品消费税等，不过对消费的提振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显现。
2）结构刺激型政策：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的刺激政策更有助于拉动短期需求，但考虑到近年来政策倾向，这方面的政策应也会更偏向结构调整，如新能源汽车、绿色高效家电等；医疗、环保、教育等公共消费可能也将成为发力重点，这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和带动居民消费，同时也有助于共同富裕。而服务消费、农村消费、新消费方面的政策主要是从供给端入手、通过供给创造需求，属于偏长期的政策，短期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可能有限。
3）制度配套型政策：消费疲软不仅是疫情的短期冲击，要想从根本上提振消费，必然也要从中长期制度改革入手，切实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费倾向。某种意义上，提振消费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致的（具体可参考前期报告《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内涵、路径、目标、影响》）。
风险提示：疫情演化、外部环境恶化、政策力度等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