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佳综合多年研究心得，著成了《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与稳定发展》一书。
党的十九大把金融稳定列为三大攻关项目之首，把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列为国家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信熹资本董事长，中信证券独立董事何佳综合多年研究心得，著成了《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与稳定发展》一书。
在此书中，何佳从分析中国金融问题入手，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提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是中国金融问题的全局性与渐进性改革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系统解释了中国金融体系类似资本市场、蚂蚁样本等风险因子。
有金融系统读者评价，读罢作者自序，深感此文可谓“史上最贵的序言”，“贵”在几点：
告诉我们一位中国知青如何在美国一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在顶级刊物发表数篇论文。
告诉我们诺奖教授靠什么赚钱，他们的一生只关注值得关注的事情，经济学诺奖教授更懂得取舍。
告诉我们这位美国终身教授为什么在最佳时机到中国赚钱。从香港中文大学到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到五道口清华交大等牛校任教、在几大央企任独董，每一次的选择看似重大，但都在轻松取舍之间决定了，机会只给暗藏功夫的人。
以下为作者自序节选。
金融研究之路起步(1971~1983年）
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第一代，确实经历了一段大江大海的人生，见识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第一次，遍历了很多很多的变化。简单来说，1971年我初中毕业，就从上海出发远赴黑龙江北大荒屯垦戍边，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到了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读书，1978年又到了首都北京，在地质部150工程从事石油勘探数据处理工作，1980年又回到上海去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这也算完成了从上海出发，又回到上海原点的第一圈，历时9年。
1983年又从上海出发，远赴美国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金融学博士，1995年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不久又去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2014年去了深圳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从1971年算起，我已经兜兜转转50年了。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双聘教授，我也基本满足了清华大学“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要求，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在美国的学习与工作岁月(1983～1995年)
1983年，我从上海交大硕士毕业，自费公派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金融学博士，从此开始了我的金融之旅。我们从上海起飞，在旧金山入境，然后飞到纽约市，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我们坐上了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派来接留学生的车。当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车水马龙的壮观景象，很多人叹息白活了半辈子，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各方面还很落后。有意思的是，二三十年后，当一些留学生再次回到中国，看到中国一线大城市的繁荣景象，不禁又叹息自己又白活了半辈子。这样一来一去就白活了两个半辈子，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变化。庆幸的是我在1995年就从美国返回中国了，也就没有了第二个感叹，因为我搭上了中国飞速发展的快车。
在美国的学习过程中，我的一个感悟是，经济学就是经济学，金融学就是金融学，数学只是工具。我给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当了两年研究助理，克莱因教授讲的很多话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句，那就是要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用经济思维去思考问题。
在用经济学思维思考间题这方面，有一位给我们讲授公司金融的教授也让我至今不忘。公司金融文献中有很多复杂的模型不少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博弈论的，数学公式一大堆。但是这位老师从来不讲数学公式，只用数值例子，用几个数字就能讲清每篇文献的经济含义，功力真的是太高了，让我们受益匪浅。受这些影响，我现在写文章，基本不用数学公式，尽可能地用大白话或者用数值例子讲清楚我研究的逻辑和想说明的问题。我在这本书里也会尽可能地用大白话去讲清楚问题。
再讲一下我的导师对我的教导和影响。我的导师杜马教授是国际金融研究的大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其他国际金融研究者只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增加一个和国际金融相关的因子，例如汇率等，而杜马教授的研究，是在研究国际金融的特殊问题时，提出新方法或新思路，从而推动一般金融理论的发展。
例如，在一般的金融定价理论研究中，研究者通过令人信服的经济金融学考虑，包括市场出清条件以及分散决策机制和统一决策机制的同构，可以绕开交易和交易量的讨论，完美地推出资产价格的动态方程。但是资本的跨境流动恰恰是国际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人们在研究国际资产定价的同时必须关注的问题。于是杜马教授发展了一套新的方法，针对资本跨境流动研究的需要，直接推出了考虑交易和资本流动的资产定价模型。
这就是从一般问题出发到特殊问题，再从特殊问题回到一般问题的研究逻辑，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取得突破，真正做出有原创性的研究。
1988年，经过将近5年的学习，我博士毕业了。第一个工作去了纽约的巴鲁克学院的经济与金融系。1989年5月我回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了毕业典礼，学校邀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菜士作主持嘉宾。1989年正好是华莱士先生大学毕业50周年，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为毕业50年的大学生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建立联系和友谊。华莱士先生在宾大1989年毕业典礼上讲的话我基本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句“ Do good and do well”。而在1995年我在休斯敦大学拿到了终身教职。
回国继续金融研究(1995年至今)
1995年的夏天，我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走了一下。回来时路过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邀请我去工作。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待了一个学期，在1996年的夏天就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工学院系统工程系担任副教授，开展金融工程方向的筹建工作。
1998年，我先去人民银行五道口研究生部承担金融衍生品课程，开启了我进入中国内地金融业的路程。五道口为中国培养了很多金融人才，很多金融从业高管和金融监管高官都是从那里毕业的。当时五道口的条件一般，那栋红色大楼还没有盖起来，我还住过公社招待所，课酬也很低。当时五道口的主任是唐旭教授，他是五道口的第三届毕业生。我每次去五道口上课，他都要请我吃饭。
大概是在2004年，唐主任调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并且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他提名我担任了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委员。我在五道口还比较艰苦时就付出了努力，显然是有功的。1999年的一天，我应邀去了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大，周行长非常厉害，全知天下事，甚至还读过我1998年在一个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一篇有关汇率风险暴露研究的论文。
我在2000年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工作站学术总指导，2001年担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所长。作为规划委委员，我可以列席证监会的主席办公会议，这是证监会日常工作的最高决策会议。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证监会的决策过程。当时体制内的条件非常宽松，领导对我们非常照顾。考虑到我的具体情况，证监会给我的安排是家住香港，工作地点在深圳，向证监会领导负责。我去证监会报道后，马上又去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深交所时任总经理张育军报到。张总告诉我既然我的工作地点在深圳，就安排我担任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当时深交所综合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在上步工业区203栋，是深交所最早的办公地点，大楼里有不少记录深交所发展历史的老照片。
另外，1999年起，根据国家的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着手筹建创业板，2000年10月之后甚至为此停止了主板的IPO项目，2001年11月，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要先整顿主板，于是创业板计划搁置。在深交所创业板建设过程中，证监会副主席陈东征调任深交所理事长，证监会机构部主任宋丽萍调任深交所常务副总经理，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徐耀华担任深交所副理事长。由于创业板计划搁置，我决定离开深圳回香港。
离开了证监会和深交所，马上就收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国华教授的邀请，邀请我去担任中欧的EMBA核心教授。另外，在去证监会和深交所工作的同时，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金融方向MBA项目，这也是在中国第一个此类项目。我是这个项目的创始主任，从1999年起一直当到2015年。由于沃顿的MBA项目是以金融为主，我一直把我们的金融方向MBA项目说成是和沃顿类似的MBA项目。这个项目从2000年起，在北京每年招收70个学生，从2004年起又在深圳增设一个班，也是每年招收70个学生。这些学生平均都有10年的工作经验，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实业企业家和金融机构高管。我非常希望学生中有干金融的也有做实业的，如果还能配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就更好。
从2004年起中国兴起了EMBA教育，我也真的成为稀缺资源，在不少学校的EMBA项目讲授金融课程，例如中欧国际商学院、南开大学、上海交大、电子科大、四川大学、江西财大等。从2003年起，我还担任了境内外多家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包括东英金融、中投证券、西部梅隆基金公司、银河国际、中信证券、天津银行等。从2008年起，我还先后担任了武汉政府金融顾问、成都市金融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泉州市政府金融顾问、深圳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通过这些任职以及EMBA教学我可以更多地了解各种金融经营活动，了解金融机构经营者对问题的思考，了解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快速变化和发展的经济体，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只有真正掌握第一手资料，你才会理解问題，才会产生灵感，才有可能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
2014年，我受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的邀请加入南科大，担任领军教授并且创立了南科大金融系。那一年，我的第一篇有关中国金融理论的文章在人民银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上发表，随后立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由于这几年中国金融各类问题频发，提供了机会让我不断思考各类相关问题，不断完善我的中国金融稳定理论。从2014年至2019年，我每年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2018年夏天，我还专门给领导写了一个题为《中国金融稳定》的报告。中国金融稳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成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基于我在沃顿商学院的训练和在中国的金融实践，我会具体阐述我的中国金融理论，尤其是中国金融稳定理论。我的金融之路还将继续，我的论文会继续写在祖国大地上。
序言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A7ZDTyL_B7LXuYW08A1kAA
（作者：何柳颖 编辑：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