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文
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是群居的，但没有任何高级物种能够达到人类社会这样复杂的形态，而且也没有发现其他类似人类的高级物种存在。进化生物学家、进化人类学家一直在追问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罗宾·邓巴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专著，从考古、遗传、解剖、脑科学、文化、宗教等多个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人类的算法》揭示了令人类卓尔不群的六大特质——直立行走、心智能力、伴侣关系、语言本能、高级文化和群体意识。《社群的进化》解析了人类关系建构中的秘密，《大局观从何而来》提出了人类大脑的社会性思维来源。这套书完整介绍了邓巴数、心智理论和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成果。
邓巴教授通过大量实验观察得出：人类个体所能维系的稳定人际关系数量在150左右，人们在这个群体里了解对方是谁，并保持着一定频率的接触，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它的提出为研究人类社交网络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个群体内，也存在按照亲疏关系细分的更小群体，比如3-5人组成的关系最亲密的小圈子，更大的圈子包括10人小团体，以及30人的较大的圈子。邓巴提出了群体遵循3倍扩大的规律，即5人，15人（觅食小组），50人（营居群），150人。
人类具有伦理道德，也就是社会性。其生物学前提条件是：个体具备正常人的心智能力（如同情心、同理心、接受教育等，幼儿和有某些神经疾病的人除外）。这样的个体能够组成最多150人左右的社群。这里所说的心智解读能力是高级的社会认知能力（按照邓巴的心智理论，应达到至少第五阶心智水平）。这个观点得到了大脑进化证据的支持，通过考古和基因研究，发现人类进化过程后期（50万年到5万年前）发育的大脑新皮层的体积，与大脑前发育的部分（主要在大脑后部）的比例，与各个阶段的人类社群规模成线性关系。人类这个比例是4%，类人猿是3%，而类人猿的群体规模只能达到50。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也与大脑额叶的体积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正是这部分大脑的作用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群居截然区分开来。
群体让物种更适合在进化过程中存活下来。有不少证据显示，在遭遇险恶环境时，群体越大，个体的生存时间越长、机会越高。最早的社群是由血亲组成的，后来逐步扩大，个体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系，比如遵守一定的规则、维护社群的最大利益等共同知识。群体生活的复杂关系，要求大脑的社会认知能力必须同步提升。在150人社群之间的人员流动不常见，但是3个社群可以组成“巨型营居群”，这些社群之间通婚、通商。3个这种超级社群可以组成1500人的使用同一种语言的部落。人类在这个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社会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社交活动也由相互梳毛、微笑、体态动作、篝火边围坐，发展到音乐舞蹈、语言、讲故事，甚至宗教仪式等，这些能够激发人们的幸福感、满足感、集体感和归属感。人类社群有一个扩大方法就是发明了一些亲属类别，比如“叔叔”“阿姨”，用来称呼本没有关系的人，使他们变成“我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社会化技能，使得没有遗传关系的社会类属能够连成责任网络结构，以满足生存需求。这种心理化能力（社交技能）延续至今。人类总是喜欢群居生活，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社会联结，比如同姓、同乡、相同的语言、文化、信仰等。
共同的知识是社会成员的标志，因此个体之间能够相互理解，产生共鸣，这种联结可以将人群区分开来。人在社会情境中具有理解他人信念的能力，儿童在4-5岁开始具备这种能力，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达到建立道德感所需的二阶以上的心智水平。人类能够做出道德判断，但会受到情绪状态的影响。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指出道德与情感相关，人们的直觉驱使其决定自己和他人应该如何行动。研究人员发现理性实用主义的选择并不常见，大脑额叶受损的人通常有这种倾向。人们在做道德评估时，大脑参与意图评估的区域异常活跃，而我们对他人意图的理解，关键在于我们对他人的同理心。弗农·史密斯指出人与人的博弈，非常依赖于对对方意图的判断，这也是建立在人具备正常的同理心之上，此时，人的直觉反应往往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合作是社会网络联结的核心要素，为了保持稳定，在社群内会形成一般性的伦理道德准则，成为每个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或信仰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