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曹妍/文4月20日下午，由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和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共同举办的“2021宏观经济论坛•博鳌峰会”在博鳌乐城举行。在嘉宾演讲环节，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全球董事总经理芭芭拉•布赫纳（Barbara Buchner）表示，金融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气候金融规模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绿色金融榜样力量
芭芭拉•布赫纳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气候变暖。CPI（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重点工作是跟踪持续投资趋势、寻找创新商业模式以及支持实现环境可持续经济发展过渡的政策和金融方案。
根据CPI调查，全球气候融资年度轨迹首次突破了5万亿美元大关，几乎所有类型投资者都在融资方面产生了稳定影响。其中，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为解决气候变化、实现全球零排放、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功不可没。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指出，要实现将地表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全球碳排放必须在2030年前减半，并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为此，全球每年投资需要达到1.6-3.8万亿美元，而这仅能过渡到零排放。
“这些目标看上去令人望而却步，需要进行系统性结构调整和立即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的行动虽然是紧迫的，但可以通过积极的创新与合作达成。幸运的是，问题和挑战背后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芭芭拉•布赫纳表示。
芭芭拉•布赫纳解释道，追求低碳可持续发展路径可以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收益将在2030年前超过26万亿美元。相反，如果经济照目前的模式继续发展，全球变暖的趋势将会加速，未来全球GDP可能将出现显著下滑，社会秩序也会受到扰乱，比如预期寿命降低、大规模移民潮、收入不均加剧和政治动荡等。
以中国为例，芭芭拉•布赫纳认为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受益于政策顶层设计、一级政府达成的共识以及央行的强力领导。她指出，2015年首次提出呼吁绿色金融系统概念以来，中国很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等。同时，绿色金融试验区也于2017年建立。
根据清华大学最新研究，想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在2030年达到顶峰后于2030-2060年之间以每年平均8-10%的速率降低排放，这一速率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因此，芭芭拉•布赫纳表示中国的“十四五”计划包括涉及气候和能源的几个重要目标，强调了执行2030年以前达到碳排放顶峰的近期计划的紧迫性。
绿色金融的规模化潜力
在芭芭拉•布赫纳看来，虽然中国的绿色金融贡献显著，但明显投资缺口依然存在。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估算，若要达到国务院气候环境目标要求，中国的绿色投资总额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内达到每年1.4万亿。这意味着，中国现有金融水平需要提高3-4倍，与清华大学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
“当我们考虑国内和国外流入资本总额时，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有着充分的资源，因此气候金融增长的机会也很多。” 芭芭拉•布赫纳表示，绿色金融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尽快解决，通过杠杆作用让机会得到最大化利用。
CPI报告显示，当前绿色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渗透率约为4%。芭芭拉•布赫纳认为渗透率还有很大的上升潜力，因为中国正在增加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创新结构收益持续增长，移动支付和网银系统为零售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此外还有很多与海外资本合作的机会。
具体来看，第一，在中国，公共部门是驱动气候金融的主要因素，这些部门需要通过政策和投资在支持创新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同时，除了依靠公共部门，国家调动民营资本是必要的，包括利用绿色资金、PPP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等激励措施。
第二，国内优惠资本提供者较少可以带动前期概念研究。在私人和优惠资本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专注于气候研究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需要依靠银行融资。因此，实行金融模式创新鼓励项目能够促进气候项目资本的多样化。
第三，目前，正规金融机构比较偏向于大型国企和其他政府关联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平台，金融科技为调动创新气候金融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为消费者、个人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正规融资渠道需进一步顺畅。
第四，绿色金融项目的透明性和可靠性有待提高。由于绿色标准定义不明确、影响报告未标准化，国内外对产生气候影响的投资者承担的搜索成本很高。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机会将增加，建立绿色标准的合作空间也会更大。
最后，政策风险对于气候金融融资各方是最大风险之一，尤其在国家补贴和鼓励政策支持下进入的企业。具体到各个行业，政策的突然取消会为项目开发者和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长期政策保险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这些风险。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的目标不仅适用于中国。芭芭拉•布赫纳表示：“如果各国不迅速采取行动，地表温度将会继续上升，我们的后代在经济、社会层面都将遭受损失。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零排放目标，并为此设定科学的过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