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在“十四五”规划中有多重要？政府已将“数字中国”和“三个强国”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足见数字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量。
短短二十多年，中国数字经济在规模上已实现了从万亿级到数十万亿级的飞跃式突破。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口径）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11月3日发布的《中国数字化之路报告》中预计，2020至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有望突破百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将带动全国就业人数3.79亿人。
目前，中国与世界的联动方式也实现了从学习到追赶、再到引领创新的转变。在接下来的数字浪潮中，中国该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之路？
中国该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之路？（图片来源：pexels)
从“双循环”角度看“数字中国”之路
据时代财经统计，在11月3日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全文中，“数字”两字一共出现了17次。在“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句表述中，更是密集地出现了5次。
事实上，数字经济可划分为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虽然这两个名词看起来颇为相似，但其所涵盖的内容却非常不同。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
而产业数字化则是数字经济融合部分，也是更广义的数字经济，包括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11月3日在中国数字化之路研讨会上指出，在更加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之下，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推手。
11月3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中国数字化之路研讨会上演讲。（图片来源：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不仅如此，樊纲还将数字经济比喻为畅通双循环的新兴引擎。“双循环的重点是聚焦内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各种梗阻，使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能够更好更高效地循环。而数字则成为畅通循环、打破梗阻、整合各种要素的关键力量。”
由此，一条中国的“数字循环”之路也呼之欲出。樊纲指出，数字循环就是指通过提升算力、提供算法、强化大数据支撑，实现国际与国内、供给侧与需求侧、创新链与产业链、政府与社会的系统集成，通过以数字化技术打通经济发展的“任督二脉”，以数字大循环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构建一个有机高效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而打通的关键还是在于技术。“有别于以往的单项突破，数字经济有一个特点是‘群体性突破’，即用移动互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量子通信，这9大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去突破。”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部主任孙克说。
数字经济存在技术错配的问题
然而，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诸多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资源的错配，其实技术的错配才是最为根本的。”孙克说。
什么叫技术的错配呢？首先要明确技术的定义。孙克提出，计算机属于的IT（信息）技术和大哥大属于的CT（通信）技术，在经历了20年的融合，成为了ICT（信息通信技术）。
“目前ICT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只适用于消费领域的数字经济，但在从消费领域走向生产领域的数字经济中，中国的技术支撑架构其实是缺失的。”孙克说。
在孙克看来，这个缺失的技术是操作技术（OT）。因此他认为，未来的技术应该是ICOT技术共同推动生态型数字经济的发展。“例如很多工业机器人的技术，未来要和ICT技术进行融合。”
此外，OT的缺失还造成了一个困惑。“虽然今天中国发生‘卡脖子’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中小微企业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技术，这个技术未必有多高端，但是这些企业缺少合适的技术支撑他们做数字化转型，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孙克说。
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仍然较高，这将影响到企业的融合。然而，孙克指出，国家在治理的时候，往往用推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来推动产业型数字经济。
“例如，微信作为消费型数字经济的一种，推广后边际成本可以降低，但是产业的数字经济平均成本很高，因为研发一个产业的解决方案很贵，这就导致后期的边际成本同样很高。如果在边际成本和收益成本双高的情况下，政府猛推消费型数字经济，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孙克说。
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数字经济政策，孙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5年处于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国家在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迭代演进；到了第二阶段2015-2017年，中国更为注重于技术和垂直行业的融合；在2017年之后，中国则更加注重于整个经济形态的考量，也就是顶层设计的考量。”孙克总结道。
值得注意的是，当达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后，将会形成超级数字生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指出，这个新生态将包含四个方面，即“硬件+平台”、“龙套+生态”、“数字+制造”和“服务+应用”。
“边界逐渐融合后，未来中国不会再有硬件和软件之分；不会有新旧产业之分而是并轨，用数据定义一切。因此中国需要打造一批‘数字循环’的超级链接者，连接商品和服务、企业与个人、政府和市场、国内与国外等方方面面。”曹钟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