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深圳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有哪些发展经验或模式值得全国学习？走了哪些弯路，需要反思？未来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中，深圳担当什么角色？8月24日时代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教授。
魏达志今年67岁，1984年放弃了复旦大学教职，南下深圳开拓创业。36年来，他跟踪研究深圳特区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方向为特区经济、产业经济、科技经济、艺术经济、城市与区域经济等，主编《深圳高科技与中国未来之路》大型丛书共20部，著有《深港国际大都会形成机理研究》、《递进中的崛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等各类图书32种，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2014年获得国务院民族团结模范奖章，201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与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魏达志向时代财经总结了深圳在探索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丰硕成果，即建构了国内最优的产业集群组合，并形成了“结构优于规模”的竞争性优势，促成了集约发展。
“深圳从创建之初，就拉开了招商引资的大幕，因为我们太渴望摆脱贫困了”。魏达志认为，过去外向型经济下的招商模式存在很多弊端，时代在呼唤拥有全球视野的改革智慧。他建议深圳要实现从外向型向开放型经济政策体系的转变，实现整体的改革和转型。
近年来，深圳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2019年又担负起“先行先试示范区”的重任。关于深圳如何在产业方面发挥作用，促进大湾区各地更加融合发展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不少讨论。在魏达志看来，“先行先试”不是抽血输血。
“深圳是去冲刺，承载国家‘先行先试示范区’的任务参与国际竞争，代表中国改变全球产业分工的现状。这是它的使命，是国家的期待，是民族的期待。”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教授
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创新驱动模式
时代财经：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请问深圳哪方面的发展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魏达志：深圳在构建国家创新型城市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路径、结构、模式与样板，特别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国内最优的产业集群组合。
目前，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已经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
深圳还拥有五大高成长的未来产业：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拥有十类左右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及机械、服装、家具、钟表、黄金珠宝等若干优势传统产业。
这样的产业结构，使得深圳成为全国大中城市里拥有高端引领、滚动发展的“最优产业结构”，并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形成“结构优于规模”的竞争性优势。
与此同时，“高端产业结构”促成了集约发展。深圳的土地面积1996.85平方公里，仅为上海的30%、广州的26%、北京的12%，还有一半属于生态保护和绿化用地，这意味着深圳正真产生经济的面积不一千平方公里。2016年深圳每平方公里产生的GDP是9.7亿，是上海同年的2.24倍、广州的3.68倍、北京的6.42倍。深圳的“集约发展模式”成就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时代财经：具体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深圳有哪些模式可以推广？
魏达志：深圳的发展改革史，就是一部“敢闯”史，闯了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禁区”，闯了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闯了矛盾错综复杂的“难区”。举个例子，深圳开启了土地拍卖的先河，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些事深圳都干过，也探索出许多值得参考的模式。
首先，深圳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较好的创新驱动模式。为了摆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路径依赖，深圳以“创新动能结构”不断冲击提升经济规模，以结构引领规模。
“创新驱动模式”在深圳之所以成功，因为创新最深沉的动力来自于企业。这得益于深圳的“六个90%”：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
2019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7459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30.6%，占广东全省总量的70.6%，连续16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其中华为公司以4637件居全球企业第一。特别是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GDP比重已居世界前列。2013-2017年，深圳R&D支出年均增长14.9%，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3.67%提升到2017年的4.35%。
目前，深圳在5G技术、3D显示、新能源汽车、柔性显示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正从跟随模仿式的创新向源头的、引领式的创新跃升，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追求“高端产业结构”是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常抓不懈的战略性结构。这里所说的“高端产业结构”体现在如前述深圳的产业结构中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未来产业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等。
第三，深圳已经成为全国创新型企业、战略性企业、知名品牌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并且能够拥有不断优化的商业模式与产业业态。深圳创造了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成长模式”与“企业家成长模式”，源源不断地产生500强企业、品牌企业以及大批优秀企业家。尽管这样，深圳依然不断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简化登记程序，让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大大降低。深圳因此也形成了全国最有活力的所有制结构。
第四，深圳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不断地实现“政府市场协同”，实现政府与市场的相向发力，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地面对市场、研究市场，实现与市场的同步与引领和协同，包括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和重大举措是政府在充分认识市场规律之后的政策引领。这也是深圳在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深圳这样的产业结构，依然没有解决代表国家改变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问题——我们依然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边沿、下游与低端，发达国家处于核心、上游与高端。
实现开放型经济政策体系的转变
时代财经：这四十年来，有无走哪些弯路或经验值得反思？
魏达志：深圳特区成立的四十年，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总结的改革过程。
深圳从创建之初，就拉开了招商引资的大幕，因为我们穷怕了，我们太渴望摆脱贫困了。我们需要开始进入投资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外向型经济的使然。
对深圳自身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把过去的成就作为起点，寻找未来的突破口，以既大胆又理性的思维对改革遇到的痼疾进行判断。时代在呼唤拥有全球视野的改革智慧。
时代财经：你对深圳未来深化改革有何建议？
魏达志：我曾经建议，深圳要实现从外向型经济政策体系向开放型经济政策体系转变，实现整体的改革和转型。这个转型不是一项两项的政策问题，也不是某个职能部门的某项政策问题，而是整个体系要变。
时代财经：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可以阐述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吗？
魏达志：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本质不同。外向型经济主要是出口，出口加工与补偿贸易，而开放型经济是自主制造，甚至是创新制造、智能制造。产业的内涵不一样，相应的，对外交往的体制与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当年招商引资时，不管好坏全部引进。现在我们着急的不是招商引资，因为在中国只要有好的项目，是不缺资本的。
外向型经济实行的经济政策，现在会束缚企业，误导企业，比如说企业是围着政府转，还是以市场为中心？比如补贴政策，是否会引起国际上认为那是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使得企业在对内对外都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必须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这种政策体系的改革才能有效地推动未来经济的进步。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停留在产业层面，因为产业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制度，市场本身就有动力，所以对政府的政策体系进行改革就显得更加重要。
这个转变包括由过去的倾向型政策向普惠型政策转变，由扶持性政策向鼓励型政策转变，由刺激型政策向常态型政策转变，由杠杆型政策向稳定型政策转变，由随机型政策向战略型政策转变，由应急型政策向系统型政策转变，由内向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由应对型政策向长期型政策转变，由依赖型政策向创新型政策转变，由单一型政策向协同型政策转变。通过整个政策体系创新、改造与提升，提高效率、避免腐败、创造公平，从而更好地建设“先行先试示范区”。
虽未达到预期，前海定位不会改变
时代财经：关于开放型经济，你曾提到前海是开放型经济的一个样本。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于2010年8月26日，经过十年探索，是否达到预期？有什么问题值得思考？
魏达志：十年前，前海刚建立时，我曾经有一个观点，“从经济总量上看，如果深圳是再造一个香港的话，那么前海就是要再造一个深圳”。尽管前海的纵向比，即其入驻的企业数量，GDP的增速以及改革成就等非常瞩目，但是跟当年预判的目标还是有差距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时预判2020年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每平方公里GDP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因为前海全是科技金融企业，它比一般的制造业含金量高得多，前海15平方公里所能达到的经济效果是有可能实现当年深圳1500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而再造一个深圳的。
时代财经：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魏达志：香港近年来经济一直在滑坡，以及香港对于产业转型的不敏感，对内地合作的考虑欠主动，加上乱港分子的破坏，导致前海深港合作实施起来特别的困难，并没有达到我们预先的设想。如果仅是深圳努力则等于“剃头挑子一头热”，这种状况跟开始时的规划是不一样的。
我们预想设计的产业，很多没有从香港引进来。引进来的一些青年创业工厂这一类，则还在孵化培育过程当中，没有形成生产力，这就导致高端科技和金融创新不足。尽管前海在不断改革，把政府的流程科学化，形成很多的辅佐功能，但依然难以创造全新的局面。
时代财经：香港在深圳崛起过程中曾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未来深圳和香港的互动会走进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
魏达志：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由港，实行低税甚至免税政策，全世界的资金都在那里自由往来，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香港的地位对深圳甚至对国家来说，目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2000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16.68亿美元，同年，全国GDP总量为10.03万亿元，香港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左右。2018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约为2.4万亿元人民币，而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万亿元，香港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2.7%。从数据上看，近二十年来，香港GDP增长约1万亿元，而全国GDP总量增长了80万亿元，香港GDP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也缩减了11.3%。
尽管这样，香港依然有优势，它和全球密切往来，包括航班、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会计机构、法律机构，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运行体系等，这里有很多领先于深圳的地方。
当然前海的定位不会改变，依然是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依然是特区中的特区。但深圳可能更多是根据“先进先试示范区”的要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来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
加速启动内循环
时代财经：建立“先行先试示范区”是深圳的新使命，任务之一就是“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目前国家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重视国内创新技术、高精尖科技产业的发展。深圳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在双循环战略中，会担当什么角色？
魏达志：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大家都认识到全球化的重要性，并且按照全球化的规律在运作。美国是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则是全球化的跟进者，美国突然收缩全球化并施行逆全球化，给美国自己和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很多困难，也包括我们国家。
但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方向，是规律，也是必然的。逆全球化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因为世界各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交往，需要商品、资本、资源和人员的互通。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提出来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非常好的，是大势之所趋。
另一方面，内循环本来就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因为沿海和东部地区起步靠的是对外制造加工、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对外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初始起步而言，外向型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崛起重要的路径。
现阶段中国面临着内循环的启动，即便没有美国政府的逆全球化也是要启动的，现在只是加速启动。
外循环暂时收缩，我觉得一定会恢复起来，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未来要超越原来的低端状态。以我们国家为例，原来国内出口的产品质量或档次、科技含量是相对低的，但经过了全球化再出发之后，中国制造会更上档次。我对于“内外循环”这一提法，是比较赞成。
时代财经：深圳的高精尖产业引领内循环，可以怎么样发力？
魏达志：这就涉及到我刚刚提到的，要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我们需要一个有利于深圳的经济主体配置全球科学资源的制度。
开放型经济的目的性很强，我们需要这个制度可以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和国际上的科技大项目，可以把科学发现、科技技术发明等能促进产业发展的东西引进来。我们不能重复以前那样招商引资的开放方式，我们配置全球高端资源、形成开放的制度才是突破。
如果继续过去外向型制度，那么对外开放是没有内涵的。我们要让经济主体有充分的活力配置国际资源，其中堪称典范就是华为，要鼓励这样的企业参与全球配置——根据其公司的战略指向、项目安排、创新的力度、创新的目标去配置全球的科技资源。
现在还不是国内大中城市互相挖人才的时候，而是需要我们用更加开放的态势来引进来自国际的人才。虽然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抬头，对科技人才的交流进行等封锁，会对深圳带来一些影响，但我想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影响。
先行先试不是分摊优质要素
时代财经：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有说法认为，深圳要在产业方面发挥作用，促进大湾区各地更加融合的发展。深圳应该怎么做？
魏达志：城市的经济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不是说一个城市发力就能够促进一片城市共同发展。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各个地区的发展都有一个梯度发展的过程。
首先，优质要素向发达城市聚集，而不是向周边扩散。
我记得有一次去梅州出席学术活动，当地人问我梅州高铁通了，梅州是否将迎来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我回答是肯定的，长远的大趋势是会迎来更好发展，但就眼前而言却未必这样。通了高铁，深圳、广州的资本就会跑来吗？不是的，而是梅州的人才、资本在向发达城市聚集。只要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当中心城市的要素聚集达到了饱和，才会出现对外的辐射与扩散。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这么大需要实施“两个战略”，也就是“两个追赶”——东部地区和经济特区的战略性使命是去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高端水平，中西部落后地区、边远地区要追赶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两个战略都同样重要，两个追赶都不可偏废。
前述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结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最优的状态。但是我想问，现成深圳的产业结构有没有威胁到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能不能够冲上世界产业分工的高端，而不在低端？能不能进入核心而不在边缘？能不能在上游而不在下游？
现在深圳的产业构成在全国虽然最好，但在全世界来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深圳产业该如何引领大湾区未来的突破，我觉得是要以辩证法来看。
深圳的任务是去冲刺，承载国家“先行先试示范区”的任务去参与国际竞争，代表中国改变全球产业分工的现状，这是它的使命，是国家的期待，是民族的期待。而不是把深圳产业分散到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这是错误的观点。
同理，珠三角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我们不要指望一个先进城市去拉动。举个例子，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事实上是概念上的辐射。上海发展起来后，它自身还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资本吃不饱，人才吃不饱，高端要素吃不饱，它在向整个的长三角各地“抽血”。当它“吃饱了”，再进行优质要素的吸纳，直到它饱和了、长壮实了，它才开始“反哺”。
对于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来说，应该瞄准榜样，进行全球资源的配置，吸引高端要素。深圳则是作为一种引领的作用，引领大家把目光往全球，其示范作用不是让它把优质要素给你，而是深圳的行为、价值追求的方式方法，给你以启迪。
时代财经：这就是所谓“先行先试”的题中之义？
魏达志：是的，深圳作为国家战略指引下的“先行示范区”，我们必须强化两大视角：一是全球视角，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我们必须建设能够媲美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中心城市；二是国家视角，“先行示范区”的战略价值首先是示范一条符合国情并可以普及全国的强国新路径与强国新模式。离开了这样的两大视角，我们将会在深圳建设成为“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出现迷茫和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