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者：郭凯
贤能制(Meritocracy)，也叫优绩制，指的是一个社会不问出身，任人唯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在很大意义上，中国的高考可以算是一种贤能制，考卷面前人人平等，高考能否成功取决于考生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绩，而不是其家庭的财富、阶层或者种族。
内卷（Involution），描述的是一种在微观尺度上不断演化改进看似有进展，但在宏观尺度上处于停滞的状态，所有微观的演化改进从宏观尺度看来类似于零和博弈。
有观点认为，中国一些学生的高考模式就是内卷，学生在应试的准备上越发精益求精，高考的成绩越来越高，针对高考的竞争越来越提前，但最后能被“985”“双一流”“211”高校录取的学生还是那么多。
所以，贤能制和内卷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教育。当贤能制遇到内卷，就成了一个有毒组合，突出体现在教育上。这是我最近读了《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两本书后得到的印象。
前一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网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他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开设的“公正”课一段时间在国内也很流行。后一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丹尼尔˙马尔科维茨教授。两位教授都是美国顶尖大学的教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都是典型的贤能制的赢家，却不约而同地用“暴政”和“陷阱”这样负面的词汇来描述贤能制。
当然，他们讨论的都是美国的教育，与中国并不相关，但他们指出的问题值得重视。
现象：美国社会对教育的焦虑
桑德尔的《贤能暴政》从2019年震惊全美的大学入学舞弊案说起。事情大致如此：
一个叫威廉·辛格的人从一些富裕家庭收费（几万到百万美元不等），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和好莱坞明星，比如出演过《绝望主妇》的艾美奖获得者菲丽西提·霍夫曼，以及出演过《欢乐满屋》的洛莉·路格林，然后辛格通过买通监考官（从而帮助学生在SAT考试中获得高分），或者贿赂体育教练（从而帮助学生获得体育特长生的资格）等各种不法方式，帮助这些家庭的子女被耶鲁、斯坦福等名校录取，美其名曰“走侧门”。威廉·辛格生意做了8年多，生意的收入为2500万美元。
桑德尔举这个例子的含义是多重的，它体现了美国名校录取的激烈，它体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它更体现了美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以至于为了进入名校可以不择手段。
马尔科维茨的《贤能陷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曼哈顿有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学费高达每年5万美元以上，但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鹜，使得这个幼儿园的录取率不到5%，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还低。因此，多数家庭为了提高录取的概率，还得雇“教育顾问”，这些顾问的价格可能高达6000美元，帮助设计方案。通常这些顾问会建议一个家庭申请10个幼儿园，向首选的3个在提供正常的申请材料的基础上还要额外写“情书”，仔细分析这3个幼儿园的特点，从而使得申请的材料和“情书”能够给幼儿园留下深印象。读到这里，美国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立刻跃然纸上。
为什么美国的家长会如此焦虑？以至于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开始激烈争夺，甚至不惜冒违法的危险帮助孩子被好的大学录取。如果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似乎很难解释的通，毕竟美国的教育资源很丰富，好学校也不少，竞争的激烈程度似乎不应该那么高。
原因：社会分化下的贤能制导致美国阶层固化和教育内卷
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本是等级森严的地方。在二战之前的很长时间，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基本是按家庭出身录取学生的，穷人很少，犹太人很少，有色人种更少，男女还要分开。
在那个时候，哈佛、耶鲁校园里的学生，大概率他们的父母也是哈佛、耶鲁毕业，他们多半毕业于少数几个可以被称为“坑校”的高中，他们中的不少成绩可能并不出众，但他们几乎都有好的出身。
换句话说，二战以前这些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有着浓重的贵族制和世袭制的痕迹（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痕迹）。
从两本书的记述看，美国后来大学招生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缘起于这两所大学。
桑德尔在书中介绍，二战的爆发让国家之间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变得无比激烈，哈佛历史上的传奇校长詹姆士˙柯南特（1933-1953年任校长）认为大学需要改变按出身招生的做法，而是应该不问出身，选拔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加以培养，他从1939年开始逐步开启了哈佛转向目前的贤能制的招生模式，也就是主要按照学生能力和成绩招生的模式。现在的美国“高考”SAT最早就是哈佛招生时参考的考试，后来慢慢成为全美各类大学录取时均会参考的考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就是第一批得益于这一改革才有机会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平民子弟。
耶鲁大学随后也迎来了自己的传奇校长金曼˙布鲁斯特（1963-1977年任校长），布鲁斯特在任上也将耶鲁贵族制的招生模式转向贤能制的招生模式。
哈佛和耶鲁的转变，带动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转向贤能制，现在顶尖大学招收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高中生中的佼佼者。
根据能力而不是出身录取学生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给了普通人通过努力求学而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有很多的人确实改变了命运。前面提到的托宾就是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等等也都是如此，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
但是桑德尔和马尔科维茨都指出，随着过去40多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分化，贤能制看似公平，看似给了底层人民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只是用另一种不同于贵族制或者世袭制的方式来固化阶层并造成教育内卷。
两本书都提到这么一个事实：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顶尖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学生数量要比所有来自收入处于50%和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数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常春藤大学中2/3的学生来自于收入处于头部20%的家庭。贤能制从结果上看并没有让太多底层的人有翻身的机会。
马尔科维茨的书写得更加激烈。他说，这种不平等从婚姻的选择就开始了，竞争的起跑线根本不是幼儿园，孩子连受精卵都还不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差距了。
2010年时，美国有25%的夫妻双方都有大学学历，而美国的成人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30%，这意味着什么？基本是上过大学的跟上过大学的结婚，没上过大学的跟没上过大学的结婚，孩子在出生前家庭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就会存在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在孩子随后的成长过程中会越来越拉大，上过大学的父母平均每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会比只上过高中的父母多一个小时，会更多地给孩子读书，带他们去参观展览、画廊和上艺术课。
到三岁的时候，一个孩子如果父母是职业人士，这个孩子听到的词汇会比父母不是职业人士的同龄孩子多2000万个，认识的词多49%。
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打孩子都打得少，研究生学历父母打孩子的概率只有大学学历父母的一半，是高中学历父母的三分之一，这会让孩子更加开朗、自信和自律。
收入高教育好的家庭会送孩子去更好的幼儿园，受更多的学前教育，到五岁的时候，美国最顶层10%家庭的孩子会比最底层10%家庭的孩子相当于多学37个月的数学，25个月的阅读和29个月的科学。这些还只是在上小学之前的差距。
上了小学以后，教育上的差距会更加拉大。富人的孩子可以选择私立学校，或者住在好的学区上好的公立学校，而穷人的选择则要少得多。
马尔科维茨在书中列了这么一组数据：一个生活在穷州穷学区的穷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大约可以折算成8000美元。一个生活在中等州中等学区的中产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可以折算成12000美元。一个富州的中产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可以折算成18000美元。一个富州的富家孩子，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经费可以折算成27000美元。一个非常富裕家庭的孩子如果上的是一个好的私立学校，平均每年得到的教育可以折算成75000美元。这些还只是学校教育上的差距。
校外的各种艺术、科学培训，各种常春藤大学招生时会考虑的昂贵体育项目，还有价格不菲的一对一辅导，富人家庭和穷人家庭之间的差距更大，看看那些练冰球、击剑、马术和到国外游学、搞慈善的有几个是穷人家的孩子就知道了，常春藤大学申请书上的履历中的每一条可能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所以，桑德尔和马尔科维茨都认为，贤能制看似可以让所有人只要努力就能人尽其才，但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下这其实是个假象，贤能制反而成了固化阶层和优势的工具。
所谓“美国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切皆有可能，穷人也能白手起家。但事实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不仅远远不如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也并不高，反而是像丹麦这样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社会流动性更好，也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更少受其出身影响。
桑德尔的书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一个人如果出生时属于美国收入最低的20%，那么他/她只有4%的几率在成年时进入美国收入最高的20%，但他/她有高达43%的几率在成年时继续处于收入最低的20%。白手起家并非不可能，但在中国或者丹麦白手起家成功的几率要高过美国。
社会分化加上贤能制，就使得教育不只是教书育人，同时也异化成了用来进行社会分层的工具。教书育人的教育可以让每个人变得更好，社会分层的教育则会变成零和博弈，所以就有了教育的内卷。
美国家长们的焦虑哪里是怕孩子受不到好的教育，怕的是社会分层。只是那些为教育而焦虑的父母恐怕还是社会中佼佼者，更多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绝望表现为了“绝望之死”（即死于自杀、酗酒和毒品），他们的愤怒成就了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特朗普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向他的支持者高呼：我热爱没受过好教育的人！这不仅是在迎合他的选民，也是直接在嘲讽贤能制。
结果：美国自负而焦虑的精英和愤怒而绝望的底层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的区别其实挺大，从思想性上说，个人感觉《贤能暴政》要高于《贤能陷阱》。桑德尔是个哲学教授，天天给学生讲康德、边沁和罗尔斯的人，写的书更有思想性也正常。
桑德尔在《贤能暴政》一书中有一个非常反直觉，但又非常有力的观点：贤能制对社会造成的撕裂比世袭制或者贵族制还要更严重。逻辑是这样的：
世袭制或者贵族制下，上层社会的人占尽便宜，但是心里明白，自己能够享受这些是因为出身好，并非因为自己更努力或者更聪明。下层社会的人虽然屡遭盘剥，无法改变命运，但是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此受苦只是因为出身不好，并非因为自己不努力或者不聪明。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虽然不公，上层社会的人不会觉得一切都是应得的，下层社会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贤能制就不一样了，贤能制的实质虽然仍是社会分层，也是阶层固化，但贤能制的叙事却是一个奋发图强，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贤能制下，赢者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自己是因为聪明、努力才能够成功，靠得都是自己，你不能像我一样成功是因为你还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输者不仅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还要接受一个无情的事实，就是自己的失败与人无关，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才会如此，失败也是自己应得的。
所以，在贤能制的叙事下，赢者会变得自负而不知感恩能让自己取得成功的社会、环境、制度和运气，输者则只能愤怒和绝望，因为贤能制下英雄不问出处，自己没能成功就是因为自己不行，这下连安慰自己的借口都没有了。
桑德尔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政府是不能指望在墙上画一个贤能制的饼来解决问题的。他觉得那些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克林顿、布莱尔、奥巴马和希拉里）深陷贤能制的叙事之中，以为提供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就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公，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寄希望于靠常春藤的优秀毕业生来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都是误入歧途。
而他们所在的党因为拥抱贤能制而放弃了传统的为普通劳动者代言的角色，助长了而不是减弱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以至于希拉里在输给了特朗普之后还在说：我赢的地方GDP占到美国的2/3，所以我赢的地方是乐观、多元、活力和向前进的地方。桑德尔话快到嘴边了：这才是你输掉总统选举的原因，因为你只有精英的自负，眼里根本没有那些愤怒和绝望的普通人，特朗普比你更懂那些人。
马尔科维茨的《贤能陷阱》则认为，无论是赢者还是输者，都是贤能制的牺牲品。
马尔科维茨做了这么一个有趣的观察，贤能制之前，有钱阶层也是有闲阶层，生活悠然自得，身份和家产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辛苦工作的都是穷人，因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将就糊口。
贤能制之后，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精英们从小到大都是在极端紧张和高度具有竞争性的环境下学习和工作，精英的资产不再是过去的土地或者资本，而是自身的劳动力。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既是精英证明自己的方式，也是靠出卖劳动力挣钱的人的命运。而且，因为劳动力不能传给后代，努力也不能传给后代，而且贤能制在道义上也不允许地位的“世袭”，精英们必须非常高强度地培养后代，才能让后代保住精英的地位，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焦虑。
非精英们在贤能制下反而变得无所事事，但他们的无所事事不是自愿的，不是有尊严的，而是他们的工作不再被需要也不再被尊重，他们也打不起精神重振旗鼓，因为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工作究竟是被谁抢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体面，剩下的只有愤怒和绝望。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都引用了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的书《绝望之死》，因为那些死于自杀、酗酒和毒品的人高度集中于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绝望之死带来的死亡率上升导致了美国的预期寿命在2014-2017年三年之内连续下降，这是10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2016年，美国死于毒品过量的人数要超过美国死于整个越南战争的人数。每两周死于“绝望之死”的人数要超过美国在18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2017年，美国有15.8万人死于“绝望之死”，相当于每天有三架满载的波音737客机坠毁。
“绝望之死”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也正因为极端，才表明不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不够努力所以才选择自暴自弃。
出路：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
《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开出药方的指向高度重合，就是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虽然两本书具体用的药差别非常大。
对于教育，桑德尔提了一个打破贤能制下教育分层和精英自负的办法：在满足一定标准的基础上，抓阄上顶尖大学。
桑德尔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学生之间差别没那么大。他觉得申请哈佛、耶鲁的高中生中，如果在前30%的学生中随机录取，选出来的学生不会有太大差别。
第二，这样可以减少申请大学的“军备竞赛”，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高中生必须打造一个非常完美和有特点的履历才有机会上最好的大学，结果层层传导，最后竞争的起跑线前移到幼儿园甚至更早。按照他的方案，一个高中生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有被录取的希望，而且是随机录取，这样很多过度的“军备竞赛”就不必要了。
第三，他觉得这样才能打破精英们的一种错觉，就是成功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运气。事实上，顶尖大学录取的过程充满了随机性，能否被顶尖大学录取运气的成分很大，人生中的各种成功其实多少也要靠一点运气。如果精英的成功中有运气的成分，那就不应该那么自负，也没有理由看不起那些不太成功的人。
马尔科维茨的方案则聚焦于取消学校的免税地位。马尔科维茨认为，由于在美国学校自身和向学校捐钱都免税，这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巨大税收优惠和补贴。但这种税收优惠非常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好学校，特别是好大学，最终补贴的不是穷人而是富人，结果是加剧了阶层和教育的分化。好学校的钱越来越多，招的学生也以富家子弟为主，这些人毕业以后收入也高，会继续给好学校捐钱。差学校却因为经费不足而无法改善教育质量，而这些学校的学生以平民子弟为主。
对于工作，桑德尔认为应该重塑工作的尊严，特别是普通工作的尊严。桑德尔指出，过去支持全球化的视角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全球化让生产更有效率，商品变得更便宜，从消费的角度衡量，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多更好的东西，所以得出多数人是受益的。即使那些因为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的人，通常的看法是可以补偿这些全球化的输家。
桑德尔说，首先从来没有真正的补偿全球化的输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纯粹从消费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忽略了工作对人的重要性，忽略了人作为生产者的意义。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失去的远远不止是收入，失去的实际上是尊严，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绝望之死”。
所以，要重塑工作的尊严，哪怕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也很自豪。桑德尔引用了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之前的一段讲话：如果这个社会要生存下去，我们的社会终将尊重环卫工人，因为说到底那些拾垃圾的人和医生们一样重要，如果环卫工人不工作，疾病将疯狂蔓延。所有的劳动都有尊严。
马尔科维茨的方案则是认为应该创造更多中等技能的工作。他觉得目前美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两种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的光鲜的工作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的无望的工作。他认为政府应该想办法，特别是运用税收杠杆，来多创造中产阶级的工作。
他主要的建议是应该取消薪资税(Payroll Tax)的上限（书中说，年工资收入超过13.29万美元的部分不用再交13.4%的薪资税）。理由是，这种税收制度是高度累退的，从事光鲜工作的人收入很高，而且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不用交薪资税。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反而很重。这样不利于创造中产阶级的工作。同时，取消上限后额外的税收收入，可以花在创造更多中产阶级的工作上。有了更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就不至于找不到光鲜的工作，就只能面对无望的工作。
个人觉得，《贤能暴政》和《贤能陷阱》对贤能制弊端的揭露远超过两个作者开出的药方，因为问题的根源似乎在于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根源要远比两位作者主要关注的教育和工作更加复杂。但不管怎样，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都是应有之义。
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似乎也是很多中国家长的状态。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现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又有能力更多的对教育投入，而中国高质量的教育供给仍然存在瓶颈，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不断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和高质量教育的供给尚不匹配，所以才出现了很多有能力的家庭和学生争夺有限的优质学位的情况，进而导致了焦虑。
从这两本书来看，上面的解释还是简单地把教育看成是教书育人，没有考虑到教育还可以进行社会分层。因为担心社会分层而引发的焦虑，无法简单通过增加优质教育的供给来消除。教育如果有内卷，只是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分层的一种体现。
所有的家庭都“鸡娃”，最后剥夺的是孩子的童年，破坏的是正常的学习规律，结果还是“零和博弈”，从社会的角度说绝对是巨大的浪费和对下一代的伤害。
所以，中国如果要避免美国遭遇的“贤能暴政”或者“贤能陷阱”，就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公平、公正、具有流动性和安全感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