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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30年间，上交所从“老八股”发展到总市值约45万亿元，已然成为一个国际性股票交易市场。
“上交所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证券交易所。”12月13日，在2020上海金融论坛上，上交所副总经理刘逖表示，上交所今年股票总市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证券交易所，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后。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六届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成员田轩向时代财经指出，上交所完成的不仅仅是上市公司数量的跨越，更是中国资本市场30年的跨越式发展。从整个证券市场来看，中国取得的成果显著。
风雨兼程三十年
弹指一挥间亦是沧桑巨变。
我国资本市场在第一个十年的A股上市公司突破1000家，到第二个十年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让证券市场浴火重生，再到如今第三个十年设立科创板、推出注册制。田轩表示，上述重大节点均记录着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融资种类、监管、市场交易等各方面不断发展、突破、创新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
截至12月18日收盘，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4114家，总市值为82.23亿元。德勤12月16日发布的《中国内地及香港IPO市场2020年回顾与2021年前景展望》预计，到2020年底，A股市场共有388只新股上市，融资额达4645亿元。与2019年的201家新股公司融资2491亿元相比，2020年新股发行数量与融资额分别增长93%和87%。德勤认为，2021年内地新股市场也将会进一步扩容，科创板及创业板新股发行数量将继续攀升，预计2021年内地融资规模有望突破6000亿元。
美国国泰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暨美国纳斯达克商学院教授杨崇艺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30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上市公司的数量从0家增长至四千多家，发展不可谓不快，规模不可谓不大。对于中国而言，股市已经从“实验”变成了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年内上市公司数量多达370家，总市值达到5.6万亿，首发募集资金达到4504亿，位列历史第二，其中不乏京沪高铁、中芯国际这样的超级IPO。今年前11个月，仅上交所便新增IPO公司数量203家，融资额达3200亿元，该两大指标也是全球首位。
逼近A股历史纪录的IPO数目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田轩指出，今年IPO数量创新高，主要因为三点。其一是资本市场改革，科创板推出与注册制提振效应；注册制的推出，让企业上市交由市场评判，上市门槛降低。其二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作用显著，政府出台了多方面的经济救助计划，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提高了市场活力和信心。其三是国际环境影响，美国大选及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影响，中概股回潮、新企业在华上市成为首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A股历史，不仅只有歌颂与肯定，还有总结经验与教训。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金融的背景下，如何总结经验得失，把握A股下一个三十年的航向尤为重要。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两条腿走路”
尽管经过三十年发展，A股的相关秩序已经比较完善，但相较于成熟证券市场仍有不小差距。
“严进宽出”一直是A股被外界所诟病的一点，也被认为是A股大盘指数常年“趴窝”的重要原因；而IPO方面行政干预致使叫停事件也常有发生。
除此以外，30年来，对于A股市场来说，造假、欺诈等行为时有发生，但对于上述违规现象的处罚却不甚严厉。
2019年4月，当时还被称为“白马股”的康美药业爆出惊天大雷，财务造假高达300多亿元。证监会依法对康美药业处以60万元罚款，这让大多数投资者感到十分费解。
虽然新《证券法》对于财务造假处罚上限已经由60万提高到1000万，但是相比于证券欺诈可能获得的高额收益，仍然显得不够严厉，再加上集体诉讼制度的缺失、实际处罚操作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客观上造成了法律威慑力不足。
对此杨崇艺认为，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仍面临不少难题。目前，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犯罪刑罚力度偏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在公司法层面缺乏有效制约。新证券法规定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距离真正落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田轩认为，从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有两点经验教训需要被铭记。一是要始终沿着市场化方向去发展资本市场；二是要坚持法治化发展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保障，提高违法成本，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田轩解释道，纵观A股市场30年历史，行政干预有时会造成负面效应，不仅影响市场秩序，还会造成监管依赖。全面推行注册制意味着监管层将监管的重心由发行审批阶段的事前监管移到了企业上市之后的事后监管。那么，企业上市后的持续监管便成为决定注册制成败的关键。
田轩强调，中国资本市场要始终沿着市场化道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不再倒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法治化，健全法治保障，提高违法成本；监管部门则要严格遵循“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正常情况下不干预市场，有违法时严厉打击。
杨崇艺则认为，A股值得肯定的地方在监管，A股值得反思的地方也在监管。
30年来监管机构一如既往地维护着A股的中小投资者，只要股市出现大幅的下跌，监管机构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控制着IPO的企业数量，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采取“关门谢客”的方式，但这种监管维护从逻辑上是矛盾的。
杨崇艺表示，进一步看，正是由于监管有意识地控制企业IPO的数量，所以导致企业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浪费在如何通过监管审核，因为通过审核就可以获得高额溢价，这远比认真做企业来得容易，导致企业很容易将自己的发展重心放偏。所以如何把控监管的分寸，依旧是A股接下来发展的重点、难点。
A股应该实现“健康牛”
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不仅有为企业融资的功能，还兼具财富资管的功效，但A股这一点却长期为外界诟病。A股牛短熊长、疯牛快牛频出，与成熟证券市场牛长熊短的情况呈鲜明对比，大盘指数常年“趴窝”，远不能起到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GDP已破百万亿，超额完成翻一番的总体目标。但是反观A股市场，上证指数从2010年末的2808点到2020年12月17日的3394点，只实现了20.87%的增长，十年的市场起伏还是围绕在3000点附近，并未跟上经济增长的脚步。
而在新证券法出台以及退市征求意见稿发布后，有部分股民认为，新证券法与退市新规将帮助A股实现强留弱汰，股指万点或可期。
对此，田轩认为，综合来看，新证券法和退市新规从制度上为“慢牛”提供了根基。随着新股持续发行，资本市场不断扩容，A股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代表性在增强，而中国经济在未来多年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就使得A股的“慢牛”雏形逐渐得以展现。不过“慢牛”只是资本市场相对健康的一个外在表现，我们绝不能把它仅仅当成资本市场发展的形象工程来对待。
对于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健康牛”。理想、健康的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市场，是一个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做好资本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合法合规的把关人；市场主体应该努力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和公司治理水平；金融中介应该切实践行专业投资、价值投资使命。
他还强调，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是尚有努力空间。从经济发展上来看，应该加快进行供给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金融中心往往是科技中心，要加快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大力发展数字货币。在资本市场方面，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外资范围，全面放开注册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并且完善配套制度，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