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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半年后，第一家外商独资券商浮出水面。
近日市场有消息称，高盛将在中国合资企业高盛高华的持股比例提高至100%。时代财经向高盛美国总部致电采访，截至发稿未有答复。但时代财经从外资券商及国内券商多方确认，高盛集团已于近日和合资伙伴签署了最终协议，收购高盛高华证券全部剩余股权。
这也意味着，高盛将成为国内首家外商独资券商机构。
多方研究人士认为，外资控股券商持续扩容，加剧鲶鱼效应，短期内势必加剧行业内的竞争，同时我国券商传统的通道类业务的盈利模式也将受到新的挑战。
外商独资券商纷至沓来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高盛高华总资产为17.62亿元，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18亿元，净利润6534万元。今年上半年，被高盛控股后的高盛高华共实现营收1.87亿元，净利润2438万元。
经过大半年的布局之后，高盛将成为国内首家外商独资券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但不会是唯一一家。
在证监会表态自4月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之时，早有多家外资控股券商表示，要谋求国内合资券商的100%持股，此后诸多券商也一直在行动。
公开信息显示，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外资控股券商数量有8家。其中，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证券、瑞信方正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等为外资股东通过提高持股比例实现控股。此外，汇丰前海证券在CEPA协议下设立的首家外资控股券商，成立于2017年，汇丰银行持股比例为51%。
据了解，摩根大通对摩根大通证券（中国）的持股也于近期达到71%，距离独资控股仅一步之遥。12月10日，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宣布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复，核准德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
种种迹象都表明，国内金融开放所引发的浪潮已经出现，对国内市场充满好奇心的外资机构们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10月份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外资私募基金公司进入我国已经形成趋势，证监会将进一步完善内外资证券基金机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支持优质机构与客户一起走出去，提升跨境服务专业能力，更好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李楠向时代财经指出，国内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虽然之前属于有限制开放，但外资券商并未做出比较亮眼的成绩。在放开限制后，外资券商在国内能做出怎样的成绩有待观察。
香港某券商人士徐亮认为，之前外资券商之所以在国内成绩平平，是因为有限制，放不开手脚。高盛在华独资落地是一个明显信号，诸如花旗、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外资投行巨头距离进入中国不远了。
小券商面临灭顶之灾？
高盛等国际大券商的正式入场，受到直接影响的是国内的券商机构。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指出，外资机构成为“鲶鱼”是大概率，有望对国内券商的运营起到激励作用。虽然近年来投行业务和自营业务在国内券商营收中的占比有所提升，但经纪业务和信用业务的占比依然较高，在核心竞争力上与国际券商依然有较大差距，国内券商在国际市场进行资产配置和提供相应投顾服务的能力更弱一些。
徐亮认为，外资券商入局对国内券商冲击较大，国外的券商从服务到费用都比国内券商有优势。对于普通客户，外资券商会将佣金降到比国内券商还低来抢占市场，而对于国内超高净值客户的服务则以丰富取胜。不论是从研究能力还是海外投资服务方面，国内券商都是比不了的。
徐亮表示，目前国内券商的服务比较单一，在服务内容上与海外券商有明显差距。高盛等入局将引发国内券业的激烈竞争，国内券商以后就是“大鱼吃小鱼”，由于小券商没有核心竞争力，被兼并将成为它们的命运归属。
此前，安信证券非银分析师蒋中煜告诉时代财经，从行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集中度提升，会消除一部分同质化竞争，让券商更专注于培育自身的能力，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靠着牌照吃饭。
2019年11月，证监会曾对外表示，将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促进证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以来，中信证券、中信建投等头部券商合并的消息被反复提及。
徐亮认为，即便组成航母级券商，能否同海外大券商对抗也难以下定论，但国内券商更多的是在模式与创新等方面向国外券商学习。
李楠则表示，海外大券商入局对国内资本市场格局产生影响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影响是否如同舆论所预料那般，还要看高盛等对中国内地市场的适应程度。中美两地的资本市场有比较大的差异，高盛投资管理模型等未必能完美适用于中国，需要调试期。
高净值人群或成其业务侧重点
由于本土化需要时间，高盛等独资外资券商落地之后，难以在业务上实现大而全的发展，其日后的业务侧重点成为行业关心的重点。
中国有着规模庞大的高净值人群，且每年增速较快。徐亮认为，高盛等业务或将主要集中在投行业务和私人财富管理业务上，服务于高净值人群，普通散户不在其视野内。“服务好这批人，已经足够高盛等赚得盆满钵满。”
近期，中国银行业协会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发布《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20）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风险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总量达132万人，较上一年增长近6.6%，成为带动亚太区乃至全球财富增长的有力引擎。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如何做好资产全球化管理，保证资产保值升值成为高净值人群面临的问题。胡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财富管理方面，高净值人群金融投资热情在疫情后提高67%；选择金融投资产品时，看重投资收益的比例比去年提高四分之一，从58%提高到73%。
但国内做高净值人群服务的机构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比较粗糙，行业较不规范。此前，春华资本集团胡祖六与投资人事件便闹得沸沸扬扬。
这也为有着丰富资管经验的“高盛们”提供了市场，同时能促进国内相关行业的规范发展。
不过，金融全面对外开放虽然有利，但同样有着相当大的风险。
李楠指出，高盛等海外大券商面对国内券商最大的优势便是能够直接联通国内外市场，为国内客户提供在欧美资本市场的丰富业务与投资渠道，但如果没有合适的监管，这有可能会增加反洗钱和防范热钱炒作风险的难度。
金融全面开放为国内监管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楠表示，金融机构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金融市场发展永恒的主题。在金融市场开放发展的同时，如何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保护好国内投资者利益、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需要监管层提高监管水平与执行能力。对此，李楠认为，可以借鉴美国与新加坡等成熟资本市场的相关监管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