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尹中卿： 宏观政策要逐渐回归常态 可适当降低个税促消费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周潇枭 北京报道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预计GDP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5%左右。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其中，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指出，未来五年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还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2021年疫情影响仍在，去年低基数加上前期需求释放，可能带来高增长的一年。但经济运行风险不少，比如就业压力比较大，要重视债务风险化解，避免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
尹中卿还指出，除了取消汽车限购等政策，促消费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根本在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考虑继续、适当降低个税负担，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增加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疫情阴影下“高增长”的一年
《21世纪》：纲要草案没有对经济增长提出具体目标，只是要求GDP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况提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尹中卿：我国历年的五年规划，从工农业增加值到国民生产总值，再到“九五”以来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是有增长指标的。纲要草案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性很大。这样能更好地争取主动，如果未来形势好转，目标就可能定低了，如果目标定高了，前几年为了达到目标可能会有点着急。
纲要草案虽没有提出具体增长指标，但也暗含着速度要求。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部署，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需要2035年GDP总量较2020年实现至少“翻一番”，在未来15年里实现翻番，就暗含着GDP增长指标。
《21世纪》：2021年会是怎样的一年？设定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出于什么考虑？
尹中卿：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2021年：疫情阴影、基数幻觉、长尾效应。
疫情影响，是底线思维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国外的疫情还在发展，我国还面临着“外防输入、内防复发”的压力。疫情对市场主体的心理、行为等都还留有“伤痕”“阴影”。
基数幻觉，就是无论2021年经济增长是高还是低，全年走势肯定是“高开低走”。因为2020年经济增长是前低后高，四个季度经济增速分别是-6.8%、3.2%、4.9%、6.5%。所以，如果从同比增速来看，2021年经济增速肯定是“前高后低”。在研判2021年经济形势时，不仅要看同比速度，还要更加关注环比速度，甚至还要比较2019年同期的增长情况，这样才能避免被基数幻觉误导。
长尾效应，2021年经济增速可能比较高，部分在于2020年被压抑需求的释放。这在去年四季度时已经表现出来了，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速大概在6%左右的水平，但2020年四季度经济增速高达6.5%，增长势头强劲。
一些学者认为，今年“6%以上”目标的设定，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去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长了6.5%，若按照这个增长势头，6%的目标就比较容易实现。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很多机构一般都预计我国GDP增速在8%-9%之间，甚至还有两位数的大胆预测。
我认为，今年之所以设定6%以上的目标，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考虑。从历史上看，预期GDP增速设定怕低不怕高，6%是底线，这样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才有稳定基础。
我国经济领域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解决，现在又与周期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在一起，一些重要领域长期积累的风险，也需要花时间逐步化解，经济目标不宜定得过高。除了逆周期调节，今年目标的设定还有跨周期平稳衔接的考虑，要考虑到未来5年、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不宜大起大落，要保持相对平稳、可持续增长。
宏观政策回归常态势在必行
《21世纪》：2020年为了对冲疫情影响，我国出台了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在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平稳运行的同时，也推高了宏观杠杆率。2021年宏观政策要求不急转弯，并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如何看待今年财政、货币政策安排？
尹中卿：尽管与西方国家相比，2020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相对比较温和、留有余地，但与之前相比，还是超常规的。
2021年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不急转弯不是不转弯，超常规刺激政策逐渐调整、退出，势在必行。
财政政策转弯的信号很明确，赤字率从3.6%以上降至3.2%，地方专项债的额度略有下调，不再继续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
要知道，我国赤字率口径只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中的赤字，并不包括地方专项债，更不包括隐性债务。2020年名义赤字率虽然只有3.6%，但若加上地方专项债、抗疫特别国债，广义赤字率超过8%，这个水平并不低。到2020年底，地方债余额超过25万亿元，若加上地方隐性债务，部分地方还债压力比较大。财政政策要有可持续性，不能继续大规模举债。
减税降费政策也要往回收缩一些。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3.9%，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都是负增长，只有个税是正增长。去年地方财政困难，要不是中央直达资金2万亿元，有些地方保工资、保基本运转都成问题。
2020年为企业减负超过2.6万亿元，其中1.7万亿元来自社保费的减免，这其实是将风险转移到了社保基金的未来支付压力，也不可持续。
货币政策的表述虽不如财政政策这么明确，但实际也必须往回收缩。去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接近2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接近35万亿元，创出新高。代价就是，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以上，一年上升了将近24个百分点，上升速度过快。今年货币政策要转入正常，包括新增人民币贷款、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都应当转入正常状态。
考虑到政策的可持续性，超常规政策要逐渐回归常态化。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经营还比较困难，还需要一些政策倾斜。当然，宏观政策也不宜过快过猛地“转弯”甚至“掉头”，要通过过渡性退坡政策安排，推动政策调整的有序衔接，避免猛踩“刹车”猛“掉头”。
就业压力仍比较大
《21世纪》：今年有哪些风险值得重点关注？
尹中卿：今年还要把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主要位置。
首先，2021年面临比较大的就业压力。
202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是874万，2021年首次突破900万人，同比增加35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还有几十万中专技校毕业生，还有专业退伍军人。由于海外疫情仍在蔓延，留学生没有出去，部分原本打算在海外升学就业的留学生，也要在国内寻找就业岗位。
另外，5G等信息技术发展，机器换人浪潮，会排斥出部分就业。电子商务会对线下实体店，包括超市、批发市场、菜市场等带来冲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餐饮、酒店、旅游等，整体仍然面临压力。
综合来看，2021年就业压力比较大，要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等。
第二，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比如，地方隐性债务。尤其是部分中西部市县政府，原来长期形成的隐性债务，化解存在难度。调研了解到，部分地方的隐性债务规模已经超过显性债务，部分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借债还息。
比如，部分中小银行面临困难。去年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政府、非金融企业、家庭等负债率都在上升，企业间互相欠债增多，银行不良率也在上升。
第三，要防范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
过去这几年，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带动了很多城市房价的普遍上涨。去年年底开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城市的房价又在蠢蠢欲动。解决大城市里“新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既不能让房价大幅上涨，也不能戳破房地产市场泡沫，应该增加土地供应，推进租售并举，保障租房人权益，让“新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在大城市租得起房。
建议降低个税负担
《21世纪》：今年两会依然有代表或委员建议，能否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降低最高档税率，来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你怎么看？未来要如何扩内需？
尹中卿：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低于GDP增速（2.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上涨1.2%，农村居民收入实际上涨2.9%。与此同时，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疫情冲击下，我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回升缓慢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政策重点在企业。未来要扩大消费，的确应该更注重减轻居民负担。从税收涨跌情况也可以看出，2020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都是下降的，但个税同比还增长了11.4%。
我个人赞成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俗称起征点），加大专项附加扣除的力度，降低居民负担，发挥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
要真正扩大消费，还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稳定。受疫情影响，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是下降的，政策层面也需要关注城镇居民。
现在很多人承担着房贷压力，还面临着小孩升学、赡养老人等刚性支出，这些都会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未来应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减轻居民税费负担。
扩内需在投资方面，要注重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以前“铁公机”传统基建时代，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但代价是推高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未来大力推进新基建，包括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城市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市更新改造等，应该拓宽投资渠道，让民间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还有什么需要重点关注的？
尹中卿：当前，除了要改善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格局，区域间的分化也要高度关注。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创建示范区、创新区等，这些政策红利背后，带来了一个个税收洼地，这可能会加剧地区间的分化。未来，要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各地税收洼地政策应该要趋于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