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内，多地已开启竞跑模式。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包括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均已公布入箱应用，从申请机构来看，包括银行、电信运营商、科技公司等均跑步入场，另从应用来看，涵盖开放银行、移动支付、互联网信贷、保险等多个领域均实现创新突破。有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工作仍将持续推进，但考虑到要和当地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相适应，因此扩容步伐或将放缓。可以预测的是，随着这一机制的逐渐磨合成熟，后续监管沙箱有望逐渐走出试点，成为全国普适性机制。
深圳起跑
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继北京两批应用入箱、上海公示8款应用拟纳入沙箱体系后，近日，深圳市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并对4个拟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应用进行公示。
具体来看，4项应用中有3项应用类型为金融服务，分别为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单独申请的百行征信信用普惠服务、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联合华为申请的基于TEE解决方案的智能数字信用卡、由招商银行申请的基于智慧风控的面向产业互联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其余1项应用类型是科技产品，由微众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联合申请，为基于区块链的境外人士收入数字化核验产品。
这是深圳市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也是我国第四批进入监管沙箱的应用。央行深圳中心支行称，该批创新应用主要突显金融普惠、技术示范和风险可控三大特性。
在金融普惠性上，试点项目探索运用科技手段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惠民利企，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优化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增强信用服务支撑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融合发展。另在技术示范性上，从申请机构看，首批创新应用主体包括招商银行、微众银行、中信银行、百行征信和华为等头部机构，从试点项目看，首批创新应用通过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终端安全芯片（SE）和可信执行环境（TEE）等信息技术手段，推动金融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此外，在风险可控性上，此次试点通过构筑“机构自治、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四道安全防线，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运用新兴技术手段驱动金融创新。
“虽然入选项目不多，但四个都是精品级应用，充分体现了深圳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的优势和特色。” 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宁评价道，从拟入箱的首批应用来看，首先是扩大了业务范围，从监管沙箱最初的支付领域扩展到征信领域，这是横向上的扩大；另纵向上也从早期注重的前端营销应用，到现在出现了跟安全相关的风控方面应用，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此外，深圳首批拟入箱应用，与时事热点及实体经济的需要更加贴合，体现了时代性，包括招商银行、微众银行、华为等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都参与进来，从机构层面来说也极具代表性。
各有千秋
自北京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成功运行后，不到一年时间，试点已不断扩容至上海、重庆、深圳、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广州、成都等9个地区。这一扩围进度符合市场预期，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监管沙箱试点城市、试点应用的持续增加，和当地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呈正相关态势，随着机制的成熟，后续范围仍将进一步扩大。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已公示两批入箱应用，从首批供应链金融、开放银行、互联网信贷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扩展至第二批的保险产品、5G+智能银行、智能风险监控产品；紧接着，上海也公布了首批拟入箱应用，包括基于区块链的小微企业在线融资服务、金融与政务数据融合产品，以及非接触金融服务等8个拟入箱应用，在机构申报上，首现银行与电信运营商、科技公司组队申报。
在车宁看来，三地各自展现出了不同特色，这和各地城市产业发展及城市定位有关。如北京定位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北京前两期监管沙箱项目，更加偏向于基础性科技项目；深圳项目则更加侧重于场景方面应用，而上海则是区块链项目占比较高，主要反映了对区块链产业的重视。
从北京、上海、深圳的试点应用情况看，目前均采用科技创新、服务小微、风险可控等原则，且结合了当地金融与科技的优势资源，并各自具有一些特点。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称，北京数量最多最早，应用范围上涵盖更广，除了覆盖到银行，还包括保险、非银行支付等领域。上海和深圳在试点数量上相对少，二者主要都围绕银行相关业务创新，其中，上海在技术选择上更青睐区块链，而深圳试点项目也结合了当地特点，一是独有的百行征信信用普惠业务创新，二是针对境外人士的收入数字化核验产品，均具有深圳标签。
继续扩围
针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多地明确，下一步，将在央行总行的统筹指导下，加强组织协调，发挥地方金融及科技优势，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营造“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金融科技新生态。
在于百程看来，金融科技业务具有互联网化的特点，试点范围的稳步扩大，有利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持地区间金融科技发展的平衡，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也利于开展跨区域的监管和经验交流。从目前看，各地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在按照既定的节奏进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车宁同样称，新一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应用入箱意义，既从横向扩大了业务范围，也在纵向上延展了业务链条。此外，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在城市维度上的扩容，既对机制的成长成熟有重要推进作用，也有助于产品本身在业务快速发展和稳健合规运营之间取得平衡，更及时得到监管的辅助和指导，避免少走弯路。
展望未来，车宁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工作仍将持续推进，将有更多城市有望纳入，但同时也要注意和当地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相适应，包括监管能力和法制建设水平等等，也是因为这一系列前置条件，可以预计，剩下城市中能纳入监管沙箱试点的已经不多，因此扩容步伐也不会像此前那么快。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这个机制的逐渐磨合成熟，后续监管沙箱很有可能逐渐走出试点，成为全国普适性的这类机制。”一资深分析人士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监管一是要尽快面向社会公布监管沙箱工作规则，让行业尽快建立起稳定预期，同时要增加主管监管机构的范围，此外还要促进央地协调，让监管沙箱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同样建议，随着试点范围将不断增加，监管方面要以质量优先，数量方面不能过于宽松，而是要严格遴选标准，注重风险把控，尤其要关注到需求端（企业、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同时要保证竞争中性，从目前入选项目的申请机构来看，多为大型国有机构等，而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优秀民营机构甚至初创机构都有入选的机会；此外，尽管“人工智能”、“区块链”是金融领域的热门技术，但需要意识到，金融供给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过分追求技术的华丽可能并不符合试点初衷，其实用性、普惠性才能够最终为社会创造价值。
